三十年前那個春夏之交的前後
就這樣過了三十年。
在香港，紀念六四的活動，如常每年舉行，甚至有人說是行禮如儀，沒有意義了。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在香港，有史無前例的過百萬人上街，冒著惡劣天氣，橫風橫雨的境況，大家都覺得震憾，甚至感到自豪，在談當年的北京學運時，往往忽略當年在歐洲的骨牌效應，將歐洲的國家版圖完全改寫。
1989年是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一年，事前沒有人看到任何端倪，更絕不會想到導致蘇聯解體，東歐國家紛紛推翻共產和獨裁政權，最終是冷戰結束，東西德統一，柏林圍牆被拆，世界好像進入一個大同國度，大家好像可以和平共處，深深感到人世間充滿希望。
當時我已在多倫多生活，當事態發展日趨嚴重時，下班回家便看著CNN，BBC以至本地的新聞台，因為時差關係，往往追看到半夜，才勉強睡去。可能外國的電視台比較聚焦在歐美的新聞，雖然在北京的重要時刻也會特別重點報導和直播，但角度會傾向歐美的興趣。而我們當時只是個政治無知的平民，對歐洲的時局更是一知半解。不過，當哥爾巴喬夫上場，蘇聯從阿富汗撤軍，而波蘭的共產政權竟然願意接受團結工會來一次公開投票，也隱隱感覺到，一些共產國家的改變正在發生。
結果，北京學運在血腥暴力清場下完結，而另一邊，波蘭的共產政權竟然在大選中落敗，團結工會的主席華里沙當選，粉碎了共產政權不可動搖的迷思。後來，匈牙利，捷克，保加利亞等國亦相繼出現政局的改革變化，而且是和平演變。當東德人民也發起遊行示威時，當權者曾經選擇震壓，但最後仍得順應潮流，在電視上看到成千上萬的民眾，一起拆掉圍牆，那象徵意義是震撼無比，振奮人心。在年尾，羅馬尼亞的獨裁者壽西思古再獲連任，人民已是忍無可忍，在一些城市發起遊行示威，壽西思古下令軍方暴力鎮壓，示威卻蔓延至其他城市，最後軍方變節，拘捕壽西思古，並馬上審判及處死，在那年聖誕節，羅馬尼亞亦步其他東歐國家後塵。
在這歴史時刻，德國重型樂隊Scorpians寫了一首《Wind Of Change》紀念，成為樂隊最受歡迎的歌曲之一，提到充滿正能量的歌，這一首可算是首選。自己最喜歡是歌手Klaus Maine開首的一段口哨，有點意氣風發的味道。這首歌是好聽的，描寫的大同世界也是大家响往的，但對我們來說，始終有點酸溜溜的感覺，那曾經是多麼近的感覺，如今卻是越來越遠了。這首歌也不斷發展，後來有Unplugged版，更有和柏林管弦樂團合作的交流版本，然後不少場合，紀念活動等，都奉命上陣，不知道德國人有沒有説是行禮如儀呢？
另一個代表性音樂盛事便是在圍牆舊址舉行的《The Wall Live in Berlin》，這張Pink Floyd的專輯在1979年出版，隨後的宣傳演唱會，因為設計裝置龐大複雜，只選了英、美、德三國四個城市舉行，始終成本高昂，賠本離場。主腦Roger Waters在訪問中笑稱不會再安排演出，除非柏林圍牆倒下！十年後，柏林圍牆真的倒下，兩德亦復一統，舉國歡騰之時，Waters也兌現他的君子一言，將The Wall再搬上舞台，只是今次不是樂隊的演出了。這次是一個星光熠熠的大堆頭大製作，不少歐美樂手參與。演出在一處以前稱為「無人地帶（No Man’s Land）」的空地舉行，有超過卅五萬人到場，在90年7月的一個夏夜，見證並締造歷史。演出也是將專輯由頭到尾玩一次，只是在最後一曲《Outside The Wall》之前，加上Waters個人新作《The Tide Is Turning (After Live Aid) 》。風向和潮流都在改變，世界真的不一樣。
回看那一年，我會幻想，如果北京學運是在下半年才發生，會不會有不同的結果？回看那年的春夏之交，學運起源於大家傷感胡耀邦去世，他是開明改革派，略見成效，市民自發舉行悼念活動，繼而對制度和政府行政的不滿作批評，想不到引起廣大市民共鳴，越演越烈。後來有個說法是，因為天安門事件太震撼，很多東歐國家當時是引以為鑑，不想重演這樣的暴行。當然，當時還有其他的因素，每一個國家的掙扎和演變不盡相同，最重要的是，大部分人都有改革開放的心態。
當年，中國還有開眀改革派，還有敢言的人，今天，還有嗎？看當時廣場上的標語，今天絶不會有人敢説出口。有人說，今天中國仍有不少人想做皇帝，但我覺得，最大的問題是，倒是有太多人依然甘心做奴才！